“盛世危言”——《叫魂》读解
作者：刘昶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这一妖术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 了大半个中国。愚夫愚妇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从春天到 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半夜凉初透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 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 案情真莫道不消魂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能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 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注：《叫魂》（孔飞力著），已由陈兼、刘昶译成中文，上海三联出版社出 版。）
这个故事就其本身情节来说已够精彩，而经过历史学家的阐幽发微，更可以说出一大堆教训来，于是就有了孔飞力教授的著作《叫魂》。该书于1990年出版，当 年便获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最高学术奖之一的“李文森奖”，受到广泛的好评。在《叫魂》一书中，1768年的妖术恐惧被重构为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它们分别叙 述了不同社会群体和角色对叫魂妖术的理解和反应，然后作者又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讨论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蕴。
第一个版本是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的故事。叫魂恐惧首先在社会底层爆发。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来自海宁的工程 队投标失败无功而返，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修建工程。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却被邻近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 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穷极潦倒的慈相寺和尚为争夺香火，便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并发了传单，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县城外去观 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之人都要遭殃。这个谣言不胫而走，并被添枝加叶，变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础。由于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 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找上吴东明，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姓名的纸条打进桥椿里。吴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这个倒霉的家伙受一顿杖责。但这已经来不 及止熄吠影吠声的谣言，它很快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并继续扩散。一时间，人们谈妖色变，无端地猜疑，蓄意地诬陷，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把大 半个中国拖进了一场丑恶的歇斯底里。
在传统中国，妖术迷信和恐惧对底层大众来说并非陌生，妖魔鬼怪、阎罗无常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这种迷术和恐惧演成这样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却并不 常见，特别是在所谓的太平盛世。乾隆时代正是清代的所谓盛世，既为盛世何以妖术横行？第一个版本的故事要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满清王朝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两朝的苦心经营和修养生息后，到了乾隆时代达到了其鼎盛阶段，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但在作者看来这个 盛世只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的关系，就可以发现社会深层潜藏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在社会意识层面上 的反映。清代前期的修养生息、和平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也造成了人口的急剧增长，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三亿多。人口压力 的增加意味着生存竞争的加剧。对于处在社会底层又在经济落后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来说这加剧的竞争可以随时夺去他们生存的机会和权利，将他们裹挟到无家可归的 流浪乞讨者大军中去。正是他们成了民间妖术恐惧所攻击的首当其冲的目标，也是官府清剿的主要对象。
对大多数比较幸运的人们来说，特别是生活在富庶的经济中心如江南地区的人们来说，盛世的繁荣意味着他们还能通过辛勤劳作维持温饱。但是他们同样感受到生存 竞争的严酷，对眼前和未来的生活缺乏安全感。当叫魂妖术的谣言在地方上一传开，他们脆弱的神经立刻绷得紧紧的，唯恐自己成为妖术的受害者。他们无法分辨谣 言与真实，因为鬼神迷信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他们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变得更为神经过敏，所以对谣言他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对地方社会来说，流 浪的乞丐不仅讨厌，而且易欺，他们是社会上最弱势的一群，没有任何权力，不论官府还是民间社会，来保护他们。相比之下，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都可以对他们任 意威福，把自己的焦虑、不满、愤怒、沮丧发泄到他们身上。在叫魂危机中，许多所谓的妖术案都是小民百姓或衙门胥吏、地方棍徒对流浪乞丐和游方僧道的攻击， 这样的众暴寡、强凌弱是整个叫魂危机中常见的丑恶闹剧。许多无辜的乞丐游僧就惨死在这种暴有暗香盈袖民的攻击之下，成为叫魂恐惧的牺牲品。
叫魂案的第二个版本是各级官僚的故事。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半夜凉初透级，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再说官僚士大夫一般不会 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也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不过各级官半夜凉初透员大都有守土之责，他们即使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 恐惧对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后果。无论于公（维持治安）还是于私（保住乌纱帽），妖术和妖术恐惧对他们都构成一种威胁，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有意思的是，各级官半夜凉初透员们尽管职位处境不同，品德操守各异，他们在妖术恐惧初起时的因应之道却大致相同。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 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虽然剪割发辫的所谓妖术似乎在挑战满清王朝的剃发制度，没有人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系 在一起，并将其当做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
按照常规，地方官（首先是知县）有责任维持自己辖区的治安，并将所有超出杖责处罚的刑案报告省巡抚法庭，而死刑案则要由皇帝亲自审核。《清律》将多种妖术 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也应该移送省庭，并最终移送北京。表面上看来，对妖案无论是就地处理还是奏报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职责范围内的公务，而奏报朝 廷还可以减轻他们自己的责任。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把发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之内，地方官就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地来处理，而不 必受制于专断独半夜凉初透裁的君权。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优游从容的常规就会被打乱，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 下。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莫道不消魂锁有关的信息。因为按照官僚责任 制的常规，一项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确认，地方官半夜凉初透员就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半夜凉初透员 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莫道不消魂锁消息。
虽然乾隆皇帝暂时被自己的地方官半夜凉初透员们蒙蔽，但他在各省有自己的眼线。通过这一独立于官僚体制的情报来源，他终于知道了春天在江南发生的那些“叫魂案”。一 旦面临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惩罚，各省官僚间原先的那种默契立刻不攻自破。山东巡抚富尼汉抢先一步，在本省发动了对叫魂妖术的围捕，各省也随着跟进。很 快地，山东就抓获了许多“妖党”、从妖党的“口供”中得知掀起这场叫魂恐惧的“妖首”就潜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东看齐，并令江南各省缉拿妖首。在乾 隆的巨大压力下，整个官僚体制终于被动员起来，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迅速在全国展开。这场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佳节又重阳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 命之后，才因破绽百出而被迫叫停。
和官僚们的故事不同，叫魂案的第三个版本是专人比黄花瘦制君主乾隆（在《叫魂》一书中，作者在提到乾隆皇帝时都是径用其本名弘历）的版本。虽然乾隆皇帝只是一个人， 他代表的却是满清帝国的整个制度。不管他是否相信妖术本身，在他眼中，妖术的威胁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阴谋是确实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辫妖术来煽 动（汉）人们对清帝国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反满叛乱。所以，当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就立刻发动了对妖术的清剿。不仅如此，叫魂危机中官僚们的表现更让 他愤怒和失望，并强化了他对官僚们、特别是对汉官僚们长期来抱有的猜忌。在他看来，正是官僚们的ｍāｎ＠①顸怠惰、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 妖术”在帝国的江南腹心横行无阻，并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对帝国来说，这种官半夜凉初透场的腐佳节又重阳败积习同样是一种威胁，其危害程度并不亚于民间的妖术。这种腐佳节又重阳败积习是 以江南为中心的汉官僚—士大夫文化的毒痈，它侵蚀着满清帝国的活力，腐化着满洲统治精英的道德士气。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加以整肃。
乾隆从一开始就对这样一场包含内外两条战线的清剿倾注了全副的精力和热忱。他坐镇北京和承德行宫，通过与各省督抚间的秘密通讯渠道，直接指挥着各省的清 剿。一时间，清剿成了帝国的头等大事，各种行政常规，如田赋、科举、河工、盐政、肃贪，都要为其让路。对清剿的任何延误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各省的清剿奏章 雪片般地飞抵乾隆的御前，在加上他的御批指示后又迅速回到奏报人手中。乾隆运用其君主权威和帝王手段对他的督抚们不停地激励鞭策和训斥威胁，把这场两条战 线的清剿上演得有声有色，紧张激烈。
随着清剿的展开，妖术案的破绽越来越多，但这并不能轻易动摇乾隆的意志和决心。他一方面命令各省将重要的叫魂嫌犯解往北京、承德，由他的军机大臣们直接会 审；另一方面他对各省官半夜凉初透员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他埋怨地方官半夜凉初透员继续敷衍姑息（这是事实），致使妖首至今逍遥法外；又埋怨他们滥捕充数，滥刑求供（这也是事 实），使得案情益加扑朔迷离，茫无头绪。他对官僚们的愤怒和失望随着案情的展开也日益加剧。清剿越来越成了他与各省官僚间的暗中较劲，仅仅是为了整肃他 们，清剿也必须毫不犹豫地继续下去。不过，至此为止，乾隆并未处罚过一个官半夜凉初透员，并不是他不想这样做，而是时机未到。如他自己对督抚们说的，这时若惩罚官 员，谁还会真心实力去从事清剿？显然，乾隆在准备秋后算帐。
乾隆的军机大臣对押解来京的嫌犯反复地交叉审讯，终于发现整个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场冤佳节又重阳案，而且冤狱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迄今为止他们一直协助皇上在 进行这场清剿，不过现在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善后。为了避免整个朝廷陷入更大的尴尬，他们显然表现了相当的道德勇气。乾隆毕竟还不是昏君，他很快接受了军机 大臣们的建议，下令停止清剿。不过乾隆不甘心认错，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他仍然坚持妖术阴谋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才导致妖首至今逍遥法 外。所以各级官半夜凉初透员仍应保持高度警惕。有了这样一个说辞，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各级官僚加以清算。绝大多数官僚都因玩忽职守而受降职、革职和流放的处罚， 包括六名现任和前任江浙督抚。作为平衡，一些滥刑无辜以求假供的官半夜凉初透员也受到惩罚。相比之下，在清剿中滥捕滥刑，给朝廷和官僚机器制造了最多麻烦的山东巡抚 富尼汉（所有关于叫魂阴谋的供词都是山东嫌犯在重刑之下编造出来的）却只受到相当轻微的责罚：他被贬为山西布政使，革职留任。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乾 隆在为自己开脱。
在讲完了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后，作者又进一步讨论了叫魂故事背后的历史意蕴。按照作者的分析，叫魂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
在传统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君主和官僚是同一制度中的两个方面。官僚的职责是维持帝国政治机器的日常运转，管理帝国的各级行政。官僚就其本性来说，倾向于按 常规办事。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种倾向有助于政治的理性化发展，但其消极方面则是助长官僚主义的惰性。官僚制常规权力的发展必然对君主的专断权力造成威 胁。在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中，君主的权力是专断的和绝对的，其职责是制定重大决策和对官僚机器进行控制。如果听任官僚制度朝常规理性（和惰性）的方向发 展，君主就会逐渐丧失其决策和控制官僚的专断权力，成为官僚制度的傀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争论说，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是相互消长排斥 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专人比黄花瘦制君主屈从于官僚理性化的常规。
但是作者不同意这样的论断。他认为在中国的制度中，专断权力和常规权力并不一定杆格不入，而很可能有和平相处之道。因此他把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定义为“官 僚君主制”。那么，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是如何和平相处，特别重要的是，君主是如何实现其对官僚的控制的呢？作者通过对叫魂妖术危机的进一步讨 论，提出了“政治罪”这样一个概念。孔飞力强调是政治罪为帝国政治的运作提供了燃料。按照他的定义，政治罪指的是威胁帝国安全的各种形式的谋反，它们是超 出常规的非常事件，无法由官僚制度的行政常规来处理。这种非常的形势给了君主极大的自由来动员、驱策和整肃他的官僚，并强化他对官僚机器的控制（因为在常 规情况下，一切行政事务都可以、而且应该照章办事，专人比黄花瘦制君主也不得不遵守由这些行政则例所定下的游戏规则，这种常规的管理给君主的活动留下的空间有限）。 在叫魂危机中，乾隆皇帝正是利用了妖术恐惧这样的非常事件，迫使整个官僚机器把清剿当做压倒一切的政治，并以清剿的表现来赏罚官僚，从而强化他对官僚的控 制的。
虽然政治罪这个概念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政治中君主和官僚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但我觉得它却不能从根本上否认韦伯关于君主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此 消彼长的立论。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君主的权力应该是绝对的，他对官僚的有效控制本应是常规框架之内的安排，而无须借助政治罪这样的非常事件来大做文章。一 旦他需要借助非常事件来强调他的专人比黄花瘦制权力，这已经表明他无法在常规领域内对他的官僚实行有效控制。孔飞力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在乾隆时期满清政治的发展已到了 这样的阶段，这时君主要“实现对官僚的有力有序和可靠的控制已变得十分困难”，因而政治罪就成为君主“不可或缺”的手段，以达到其“不如此就无法达到的目 标：对有权有势的官僚精英的帝王控制。”从常规控制到非常规手段的这种转变不正说明，面对官僚体制，君主的绝对权力在逐步削弱吗？事实上，到了帝国和王朝 的后期，专人比黄花瘦制君主运用政治罪那样的非常事件来强化对官僚的控制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少见。乾隆以后，类似的叫魂恐惧又曾在民间发生多次，但没有一个满 清君主抓住它们大做文章。除了形势境遇的不同外，难道就没有韦伯的“咒语”在起作用吗？
与其对传统政治的分析相比，我觉得作者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分析更为精彩，虽然书中这部分的篇幅远比前者所占要少得多。叫魂恐惧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丑恶的社会 歇斯底里？除了专人比黄花瘦制君主乾隆的蓄意利用和许多官半夜凉初透员的滥捕滥刑以图邀功补过外，它主要和民间社会的心态和行为有关。读《叫魂》一书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中国 的前夜，整个社会充满了一股戾气，用作者的话说，叫魂恐惧向人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不快的方面：即以怨怨相报为形式广泛弥漫的社会敌视。”虽然清王朝仍 在其峰巅时期，通过叫魂危机，乾隆盛世已经向后人透露出了有关近现代中国许多悲剧之根源的信息。这是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并受社会道德不 断堕落所困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怀疑他们可以通过辛勤工作来改善他们的境况。这种情况“由于腐佳节又重阳败而不负责任的司佳节又重阳法制度而变得更令人无法容忍，没有 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于是，人们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并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 益。妖术和妖术恐惧恰好触到了民间社会的这根神经。而官府发动的清剿则把作为一种潜在威胁的妖术恐惧变成了一种实在的生存斗争，把广泛弥漫社会的怨怨相报 的相互敌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相互攻击。下面这段精彩的引文就是这场全社会的歇斯底里的真实写照：
一旦官府对妖术的清剿正式发动，人们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已经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强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 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成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利。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 提供了解脱。对任何害怕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任何想捞取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权力；对虐佳节又重阳待狂，它 是一种乐趣。”（注：孔飞力：《叫魂》英文原版，第228—229页。）
值得悲叹的是，这种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在近现代中国还一再地重演，并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相信任何一个有幸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读 到这里都会有似曾相似之慨。更为重要的是，造成这种全社会歇斯底里的社会历史根源似乎仍旧深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正因为如此，把此书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就不 会是毫无意义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满的右半部右加页
(资料来源：《史林》1999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编辑)
乾隆“叫魂”案：割辫子究竟始于何时？
2008年11月24日 13:11东方早报
近 十年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一部学术译著相当走俏。该书封面装帧颇具特色——左下角是四个留着辫子的小人物，或虔诚肃立，或惶恐仰视苍穹。书的右上角， 以橙色点明“叫魂”二字，在笼罩于周遭令人窒息的一片深紫色中，极具勾魂摄魄之效。这部由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孔飞力 （Philip A. Kuhn）所著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一次就印了二万五千册，2002年第二次印刷又改换封面装帧，虽然印数不详，但作为学术著作一 版再版（还不包括台湾的2000年版），这应是相当不俗的畅销业绩。
《叫魂》一书说的是清朝乾隆年间让全社会卷入的一桩割辫案—— 1768年，浙江省湖州府德清县东面城墙的水门与城桥坍塌，亟待重修。知县从毗邻的杭州府仁和县雇佣了一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后者和他的木匠班子随即开始 了打木桩入河的繁重劳作。其间，有位叫沈士良的农夫因睚眦小忿找他帮忙，前者深信:石匠们可以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的顶部，据说这样会给大锤 添加某种精神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而那些因此而被窃去精气的人，不是生病便是死亡。藉此，沈农夫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惩罚两个暴戾的侄子……由此，邪语 谣生，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十二个省份的社会大恐慌。当时的许多人都相信，术士们通过对受害者的姓名、毛发或衣物作法，便可使之发病乃至死亡，并窃取其人的 灵魂精气为己服务。这就是《叫魂》一书讲述的基本故事情节。孔飞力教授以“叫魂”为中心，向我们展示了清朝统治者如何“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 怕的力量”。
对于这一学术著作，国内学界好评如潮。平心而论，西方学者的学术视角，常能让“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中国学者，颇有耳目一新的 感觉。不过，不少书评都说此书以讲故事的方式展开学术研究，较中国学者习故如常的著述高明几多云云，其实并没有真正搔到痒处。须知——此书原本是写给西方 读者看的，他只有以此种方式展开，才能达到最佳效果。网上有一个帖子说，如果让中国学者研究这样一个事件，一文了之足矣，而绝不会花费如此大力铺展成书。 此话虽剑走偏锋颇嫌极端，但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西遥隔中外学人治学著述之旨趣不同。现在国内有不少人都爱说自己喜欢《万历十五年》，也很想摹仿黄仁宇的 写法，其实，在我看来，要么是史学爱好者对古代“那些事儿”毫无学理的胡扯乱诌，要么是专业史家缺乏应有矜持的逢迎媚俗，总之，在这方面，除了《万历十五 年》，没有一部著作是成功的。
闲话少叙，就《叫魂》而言，其真正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通过认真阅读清宫原始档案，力图勾勒出“叫魂”事件的 整个过程，在此基础上，作者尤其擅长于对事件背景的诠释，详搜博考，缕析条分，从而展现了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不过，与诸多西方学者相似，作者 精于意义的“诠释”，但在“求真”方面仍有待推敲。
该书书名叫“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因此，书中对于此次妖术大恐慌的所有背景诠释，都围绕着乾隆时代展开。但“叫魂”一案的产生，恰恰不自乾隆时代开始。而促使我重读《叫魂》一书的，是我在皖南偶然收集到的一些与“叫魂”事件有关的文书。
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中，最核心的一份是“治割辫符方”。此份文书中除了一些咒符外，主要有:
查 雍正十三年治割辫符方 / 如有割去辫者，用黄纸硃砂写三字，照写二张 / 以一张贴在割辫之处，以一张烧灰用水冲服，写符时念语三遍 / “割符割和尚，祸害自己当；疾速归家去，独自守桥梁” / 药方:硃砂，藁本、盐花、诃丁、独蒜、雄黄（各等分）。右方吃一半，洗一半，外符一张，用黄纸硃砂诚心写就，做红布口袋一个，带在身上以防割辫。
雍 正十三年为1735年，较孔飞力所说的1768年要早三十多年。该份徽州文书是张印刷品，这说明它曾在徽州一带广泛散发。一般来说，对于此类文书，时过境 迁之后往往会随手丢弃或焚毁，故而能够保留迄今还真不容易！孔飞力引用了《硃批奏折》中一首防范妖术的符咒:“石匠石和尚，你叫你自当，先叫和尚死，后叫 石匠亡。早早归家去，自家顶桥梁。”这与上述的文书相近，但字句略有不同。“据说用朱砂、雄黄、鸡血（硃砂鸡血的颜色都是象征好运的红色，在丧葬时可以用 来抵御秽气）来清洗割剩的头发就可以避害”。这也与上揭徽州文书中开具的“药方”颇为类似。譬如，硃砂也叫“丹砂”，是水银硫磺之天然化合物，主要功效为 “镇心安神，止惊悸，辟邪，治中恶蛊毒”。又如藁本，为一年山野生草，其根主治恶风、鬼疰、癫疾等。再如雄黄，主治惊痫鬼疰，卒中邪魔。据《本草纲目》记 载:“雄黄能杀百毒，辟百邪，杀蛊毒，人佩之，鬼神不敢近，入山林，虎狼伏，涉川水，毒物不敢伤。”李时珍在“附方”中引证了雄黄的多种用法: 如“卒中邪魔”，则用雄黄末吹鼻中；如“鬼击成病”，腹中烦满欲绝，雄黄粉酒服一刀圭，日三服，化血为水；如要“辟禳魇魔”，则以雄黄带头上，或以枣许系 左腋下，终身不魇；家有邪气，用真雄黄三钱，水一盎，以东南桃枝咒洒满屋，则绝迹，勿令妇女见知……之所以要用上揭的这些中药，显然是因为“叫魂”案的核 心情节是以咒语 ** 割人发辫，受害者的症状通常是头晕发抖，而各药的功用主要都是养神安魄，治疗“卒中邪魔”。
另外，孔飞力还引述《字林 西报》的一位记者在1876年亲眼目睹的由割辫引发的恐慌，当时“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衣领上挂有一个装有符咒的红袋，或者将符咒写在一块黄布上，再系在头 发上”。可见，类似的割辫事件在清代曾一再发生，民众的反应亦颇为固定。前引的徽州文书不仅是沿用雍正十三年（1735 年）的“治割辫符方”，而且以黄纸硃砂写就符咒，做红布口袋佩带身上以防割辫的情形，与《字林西报》反映的光绪二年（1876年）“叫魂”案也颇为相似。 对于光绪二年的割辫案，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中也有反映，其内容是说当年的五月间，“有妖法剪辫之事”。书中抄录有“张天师禁止切发符三道”，写咒语时须斋 戒焚香，念七遍然后画符。其文字左侧随有两道符，其中的符箓与前述的“治割辫符方”颇相类似。此次剪辫事件在徽州持续的时间似乎很长，据民瑞脑消金兽国《黟县四志》 记载:“光绪四年戊寅，有邪术剪人发者。先是，大江南北及浙江地方，风传有邪术剪发之奇闻，兹乃蔓延至黟。窃谓此种袤邪，必系 ** 受奸人利用，或暗剪人 辫，或自行剪之，以神其术耳。”
明清以还，徽州的道教极为发达，休宁县境内的齐云山（白岳）即为道教名山。齐云山道教原为武当山全真派的 一个门派（俗有“江南小武当”之说），嘉靖年间，江西龙虎山正一教真人奏令道众诣齐云山为明世宗朱厚熜建醮祈嗣，据说果获灵应，赐建玄天太素宫于齐云岩， 天师道正一派遂得以立足于齐云山。正一派以符箓科教为主，主张祛魔祈福，徽州民众遇到像“叫魂”案这样的社会危机，自然要乞灵于以符箓科教见长的张天师。 这表现在徽州民间文书方面，就反映为不少符箓以及相关的文字。而前引文书不仅是首次发现的一张“治割辫符方”的实物，而且它还表明，“叫魂”案产生的年 代，应当早在孔飞力等学者所了解的乾隆时代以前。
我作上述的推断，自信有着相当确切的根据。此前，日本学者谷井俊仁和孔飞力等人在谈及有 关“叫魂”案的社会背景时，曾为我们描绘了十八世纪人口持续流动的画面:“移民与过客，商人与江湖骗子，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在十八世纪的道路 上。”其实，这种画面的出现，应当更早一些。早在康熙年间的徽州文书中，就有不少针对乞丐及游方僧的措施:“凡有面生可疑、异言异服之人，驱逐境外，不许 容留在住，所以防奸止盗，安靖地方也。”（抄本《目录十六条·约保禁帖》）证之以清人詹元相《畏斋日记》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六月二十一日条，当 时，徽州府婺源县浙源乡嘉福里十二都庆源村詹氏宗祠就曾“出帖驱逐一切闲游僧、道，及面生可疑人，以耳闻邻邑有儿童辈被其阴害故也”。这条记载与乾隆朝的 叫魂案极为相似，这就像孔飞力在描述在萧山发生的“叫魂”事件时提及的那样:“……焦虑不安的村民们很快便围了上来。他们中有些人早就听说，这些天从外地 来了一批叫魂的术士，四处游荡，在孩子们身上施展法术，使他们或者生病或者死去。”由此看来，前引“治割辫符方”透露的雍正十三年曾经出现的割辫事件，应 当不是空穴来风。据此推断，割辫引发的危机，早在清初的康熙年间就已出现，并在有清一代时隐时现。
孔飞力曾指出:“四处飘泊的流浪者（不 管是僧道还是平民），由于在社区内缺乏联系纽带，便很自然地成为可疑分子。他们固然不会有个人恩怨之类的犯案动机，但他们也同样缺乏社会的制约以及对于社 区的责任感。除此之外，农夫村民在见到任何外来人时的那种排外情绪也会起作用。害怕他们会施行妖术就是一种很合理的情绪了。”为了祛除此类的“社会紧张 ”，对于流丐等外来“社会闲杂”的驱逐，也就成了始终困扰农村基层社会的重要难题。不过，随着晚清以来中国社会人口压力的进一步增大，类似于乞丐、游方僧 这样无根无底飘泊异乡的“社会边缘人”愈来愈多，单纯的驱逐显然难以奏效，于是，我们在反映徽州基层组织的文书中，就看到清末民瑞脑消金兽国时期打发外来乞丐的专门 开支。看来，巨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大批的流动人口，使得整个社会均处于极度脆弱之中。以致一有风吹草动，流言即广为传播，从而引发大范围的恐慌——这大概就 是从古至今“叫魂”以及类似事件在中国社会一再重演的原因所在。
内容概要
一 叫魂事件的时代背景
(一)经济条件
(1)贸易结构
主要产品为丝绸,茶叶,瓷器等,此时由於国外的银与铜不断的流入国内,使得贸易不再局限於国内主要的经济地区,而由於各朝市或定期市场的兴起,使得农民不 再仅仅只是耕作而已,其妻女同时也担负起手工业的责任,而手工业又与市场联系,市场与市场最后联系成一个庞大的经济系统,这个系统的基础就是农民的手工 业.
(2)长江下游的黄金地带
也就是俗称的江南地区,叫魂事件发生的起点 (七八百年来都是中国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也由於江南地区各地的经济都达到了高度的专门化,以至於粮食产量过低,难以满足当地人口的需要,江南的许多城镇 成为大规模地区谷物交易的集散地.)其主要的经济命脉是纺织业,同样的,也是由农民所构成.但是由於人口众多,耕地面积更显狭小,造成农民的手工业与市场 更紧密的接合在一起,也同时创造了所谓高出超率的对外经济.另外,粮食的交换也成为了另一个让市场经济兴盛的原因,当地民众使用手工艺换取其他省份(尤其 是湖南湖北)的米粮,间接促成了其他省份经济的发展.
(3)通货膨胀与不平衡发展
由於人口与土地之间比例的长期变动,在1748年,稻米的价格开始持续增长,并慢慢的使得其余物品的物价也渐趋上涨.但是由於白银等贵金属的流入以及货币发行量的增加,使得人民呈现一个虽然物价高但是均可糊口的特殊情况,同时也纾解了人口膨胀的压力.
但是,可预见的是,虽然全国性的经济流通持续在进行,但是假使一个地区因为土地贫瘠或是地处偏僻而无法与江南或是其他较大的经济区域进行贸易的话,其发展 速度并然会远远落后於其他省份.而又因为通货的膨胀,使得这个事实越来越显著,最后促成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发展.也因为经济上的不平等发展,促成了社会边缘 结构人口以及流民的增长,促成了所谓的叫魂事件.
(二)人口结构
(1)人口的增加
十八世纪期间,中国的人口大约增加了一倍,从1700年的一亿五千万左右增加到1794年的三亿一千三百万左右,探究其原因,可以归因於以下数项:
①外国作物的引入以及农业技术的改进:由於玉米和番薯等作物的引入以及作物育种的改良,使得原来山地或其他不可耕地也开始栽种作物,养活更多的人口.
②大规模的开垦:为了生计,许多人民冒险开垦新的地区,例如台湾以及长江汉江流域的高地等等.
③政治情势的安定:由於处於清朝建国以来为有的盛世,原本因内战而削减的人口又再度增加了起来.
(2)人口的流动及边缘人口的增长
在如此庞大的生存压力以及快速的经济发展下,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功的获得社会的关照,他们失去了经济的能力,往外,或是往社会的底层移动,成为所谓的乞丐甚至流民.
在这个阶层下的一个特例,就是俗称的出家人或道士.他们在社区中占有安定人心的成分,建立起一条人民与鬼神之间的联系.但是相反的,他们在一般人的眼中也可以扮演著有能力叫魂的角色.於是,在众多流民之间,他们也就扮演著另外一股不安定的力量.
就另一方面而言,由於清朝没有严格的法律考核度牒制度,也无形中创建了一条走投无路的百姓可以走的道路—剃度出家.也因此,出家人与乞丐之间的分别,也在繁荣的盛世下渐渐雾化.
(三)与叫魂案有关的律法条文
(1)十恶下的「不道」
「十恶」源自唐律,属於一种较偏向文化的大范围法治思想.其中有妖术被归类於十恶中的「不道」之下,例如:「采生折割」—亦即「取生人耳目肺腑之类,而折 割其肢体也」;以邪术「造蛊」杀人［这同使用有毒草木之类的毒药杀人是有区别的］;以及「造魇魅符书」,以之咒诅杀人,等等.
(2)礼律下的「祭祀」和「仪制」
「祭祀」通常是用於国家或是官方,强调官方神职的正当合法性;其余民间或是其他的祭祀行为通常被归於「邪术」或是「师巫」等项.当然,不仅仅是国家的安 全,例如「惑人」这项就曾经拿来定罪三角同性恋的关系,因为他可能会 ** 人民或让人民的价值观动摇.大体而言,「祭祀」把重点放在与神灵的交流上.
「仪制」主要负责的是人的具体礼仪行为.这一条款对官半夜凉初透员们在正式典礼中的行为举止及冠服,并对宫廷星相家们所应遵守的规则作出了规定.简而言之,术士禁止由预卜活动「干涉国家之事」,并可能「惑众」.
(3)刑律下的「盗贼」和「谋反」
「谋反」,「盗贼」,同样的罪,在「仪制」只是杖责,但在前两项罪名下就是死刑.在刑律下,十恶不再只是一个观念,而是一种罪名.例如「采生折割人」就是 凌迟处死,因为在清政府的任之下,这已经不再仅止於所谓「煽惑人民」,这已经有一种比一般行为更为深层的力量—也就是清政府所称的「惑人」在影响,造成佳节又重阳人 违反人性做出一些骇人听闻的事实.甚至在一些案子的审判上,连「人妖」一词都出来了.至於在宣判上,除了「惑人」之外,「谋反」也常常成为另外一种定罪的 罪名,也暗中意味著不同於违反仪制的一切行为.
(四)官制
(1)行省官僚
在弘历体制下省级以上的行政官僚,可分为以下几种:
①无守土之责的特任官半夜凉初透员.例如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
②专司一省的特别政务.例如布政使和按察使.
③专司一省或两三省以上事务.例如巡抚和总督.
其中,总督及巡抚等十余人为皇帝亲派的官半夜凉初透员,其对皇帝的关系除了建立在一般的官半夜凉初透员制度下,更有例如血缘的信任关系.其中,满人占有一个相当大的比例—58%.
(2)考评制度
官吏平时的考评是人事异动时考虑的关键因素,因此弘历自然是要尽他所能的想出一个十分完善且秘密的考评制度使制度完善,才能让人材得以为其善用.
从弘历即位之初,他就力图从各省获得秘密的人事考评.为了避免督抚们怕招来不满而不敢据实承报其下属平常的考察内容,弘历指示行省官僚可透过奏摺的机密管 道上报考评内容,但督抚们仍然感到不可靠.才过三年,弘历就已发觉当初所发的谕旨已被督抚们抛诸脑后.另外督抚与其下属间的勾结同谋也报坏了考评的报告. 弘历发现督抚们在考评时会与其下属会商以求得共同的意见,然后再上报,使得弘历完全无法得到真实而有用的各种声音.虽然有一位御使曾提出新的考评方法试图 补救在旧制度下官半夜凉初透员们考语中的陈腔滥调,但弘历认为其建议之内容同样是所谓「空言」,否决了其提议,结果是造成了君权对官僚机器的直接介入.
除了平日常规的考评制度外,弘历还透过一种特别而直接的方式来审查他的官半夜凉初透员们,就是所谓的「陛见制度」.陛见制度即是三年大计(每三年一次的常规考查)和 官半夜凉初透员分发上任前,会被带领引见皇帝.在这个场合,十分明显地,皇帝藉助自己的眼光来分别他的官半夜凉初透员之良莠.也因为这陛见时皇帝是透过自己来判别臣下的好坏, 陛见时的印象与常规制度下的考语相较之下显得重要了许多,由以下事例可见一斑:一位按察使即因在陛见时给弘历留下坏印象,纵使接下来的考语都不错,还是在 第二年就被弘历革职.
在以上两项考评制度之外,对行省官僚圈的官吏,还有更直接的考评方式.(由於行省官僚处在官吏阶半夜凉初透级中的顶端,为了有效的对其考评,其不列入三年一次的大计 考核中.)最初各省督抚及京城部院堂官需向皇上「自陈」.然而弘历认为自陈中还是充满了陈腔滥调,便於一七五二年取消了官半夜凉初透员「自陈」的要求.他宣布他将随 时根据自己的意愿亲自奖励或处罚这级的官半夜凉初透员.这些官半夜凉初透员都在自己的辖区任职,且在辖区中有如小皇帝一般,很明显地,弘历是不太容易有足够的时间以及足够的资 讯来奖惩这些官半夜凉初透员的.也因此弘历能做的大概只是「警告」他们,告诉他们在他们任职后仕途是不会从此开始舒适安逸,仍需努力认真施政的.
(3)通讯系统
「奏摺」建立了皇帝与官僚间重要的通讯系统骨架.奏摺分为两种:一种是日常例行事务的报告,为所谓「常规奏摺」,有相当严格的格式规定.而另一种则是用於 紧急机密情况,称为「朱批奏摺」,格式较为简单(之所以称为朱批奏摺乃因为此类急迫的资讯经由机要管道由奏告人的私人仆从或驿卒讯速地送交皇帝御前后,皇 帝用朱笔直接在奏章上批示,然后再送回奏告人.)而朱批奏摺的功用除了奏秉紧急事务外,也由於其为一种私人文件,使其成为一种官半夜凉初透员与皇帝间连系个人关系的 一个重要媒介.总而言之,常规奏摺可说是官与官之间正式的对话;而朱批奏摺则是人与人间情感的交流.另外还有皇帝对官半夜凉初透员奏报的回应及他个人的动议,也有常 规与机要两种途径下达.常规中较为重要的事情则通过「明发」上谕,发往全国诏告天下.而机要的回应,通常是由皇帝透过朱批,将其指示或意见直接写在奏稿 上;还有另一种较为常规的做法军机处根据皇帝对其意见所撰的敕令作为「廷寄」发还地方.朱批和廷寄皆是迅速,机密且准确的文件.朱批对於理解弘历在叫魂案 中的作用至为关键.这些朱批文字忠实地承现了弘历在了解地方情治后的直接反应.另外廷寄虽然是由军机处大臣或章京代笔,但最后还是经皇帝本人定稿才发还地 方(定稿时也常加上他本人的朱笔评语批注).所以朱笔文字及廷寄反映的确是皇帝本人心中的想法.
(4)官半夜凉初透员的职责
中国法律制度核心有一特色:一个官半夜凉初透员在自己的辖区同时是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检察官和法官就任何官半夜凉初透员的权限而言,司佳节又重阳法权只是从属於行政权的一个方面.在县里,知县同时拥 有逮补,起诉和审判的权力.由此可知,一个官半夜凉初透员若没有足够的司佳节又重阳法专业,在他的任内势必会带给地方一些坏处.非常不幸地,在镇瑞脑消金兽压「邪术」(即对叫魂的压制) 一事时,大行数的行省长官虽然具有一定的司佳节又重阳法经验(这通常来自於酱他们带入行省官僚圈的按察使一职),但他们中仅有少数几人是法律学家或是声名远播的能 吏.作者甚至怀疑其余的大多数人在司佳节又重阳法上并不具备足够坚定的自我意识,以抗衡与其职位相随的政治压力.(更不幸地,因为大部分的行省官僚并非所谓能吏,他 们只好以取悦皇帝来做为贯彻司佳节又重阳法的中心环节.)
(5)汉满间的种族问题
(1)汉化带来的堕落
因为满清政权为一异族统治的政权,弘历对压制汉人因民族主义思想而萌生之谋反念头一向是十分重视的.而弘历本人对於满人种族上的优越性又有根深蒂固的成见,因此,弘历治下的王朝汉满间各种方式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对於弘历来说,谋反与汉化是互有关联的危机.然而,汉化的危险隐蔽的多,因而也可使他产生更大的焦虑.对於满族上层人士来说,乾隆时期(一七三六～一七九六)是一个痛苦的转折时期.他们面临的汉化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
虽然在满人中有数千人担任收入丰厚的文武官职,但那毕竟只是少数,有更多数的人陷於「贫穷,负债与失业」的境地.那些专门留给他们的土地,大部分落到了汉 人土地经营者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在军事技能不断衰退的同时,满族上层人士的文化特徵—尤其是满语能力—也日益退化.对於普通的旗人来说,他们既缺乏坚 实经济的基础,又没有由军事威胁而带来的威势,几乎没有什麼东西可以让他们用来支撑身为征服民族的骄傲了.弘历显然知道,要保持自己对於官僚体制的影响 力,就必须以满人能够继续维护自身的种族特徵为前提.在这个满人正在被汉化的时代,弘历成了满族语言和价值观念的积极倡导者..
而在弘历看来,满人的堕落从他们的语言能力上颇为显著的表现出来.一个广泛的前提假设是,旗人对於自身语言传统的掌握应当如骑射工夫一样娴熟.如果边防卫 所的满人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就会受到周遭民族的嘲笑.可是,不论是在内地还是在边防卫所,满人的语言水准正在急遽下降.例如有一次,一位在满 洲任职的官半夜凉初透员竟然只使用汉文来写奏摺,使弘历大怒,说「如所奏之事太繁,清字不能尽意,必须汉文者,亦应兼缮清文.」,「竟染汉人习气,有失满洲旧风.」 在他看来,虽然目前满文也许不能完全满足政府治国的全部需求,但它却是测试满人文化完整性的一把尺.
(2)江南的腐佳节又重阳败之气
对於江南呢 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这便是满人对於江南的看法,而叫魂危机正是由江南而起的凡在满族人眼中最具汉人特徵的东西,均以江南文化为中心; 这里的文化最奢侈,学究气最重,也最讲究艺术品味,但从满人古板严谨的观点来看,这里的文化也最腐佳节又重阳败.正是因为江南文化有著种种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它才对 满人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威胁.如果满人在中国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话,那麼,江南文化对他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弘历认为江南意味著堕落与汉化,也葬送到当地就 任的优秀官半夜凉初透员,他认为江南风尚「浮靡喜事」,因为官吏姑息放纵,「遂致渐染日深」,达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弘历在江南问题上的恐惧,又将满人被汉化的 问题与他作为皇帝的一个更常见的忧虑—行政构效率下降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被汉化的满人与腐佳节又重阳败的汉人官吏,正在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
叫魂危机为弘历对抗这种焦虑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与环境,他可以透过对南方的妖党术士的镇瑞脑消金兽压来除去江南文化的堕落腐佳节又重阳败.
(6)削发令
为什麼叫魂事件会引发轩然大波 这跟满清的削发令有相当大的关系.以下对剃发令做一完整的介绍.
所谓削发即是将前额的头发剃光,且要留辫.剃发是不可或缺的臣服象徵.从满人进入北京时,多尔衮便下定了决心,要对中国的每个人都实行强制性的削发,以表 示对满清的忠诚.也因为削发问题,使得满清在征服南方时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汉人们藉著发式问题而团结起来.虽然多尔衮曾动摇过是否该全面推行削发令,但 后来因为有朝中官半夜凉初透员徵引明朝的礼乐制度对满人发式提出讥讽,多尔衮一怒之下便下令推行全中国.
削发令文中说,如果君民的生活方式不同调,则君民最后可能趋於「二心」,如果如此,君民岂还是君民 因此君民的生活方式理应相合,削发令便应运而生,要求自法令颁布后的十日内,所有人都必须遵照执行,不服从者将「视同逆命之寇」,而若有人敢为其说情,亦 将格杀勿论.从以上的言词可以看得出来,不服从者视为「逆命之寇」,不服从削发令即犯了《大清律例》十恶之下的「谋叛」条款,谋叛乃极重之罪.根据《大清 律例》,所有参与者一律斩首,罪犯的妻妾儿女,父母,祖父母,兄弟都有重罚.
满清开国之初,各地常有以抵抗削发令为中心思想而集结起来的武装反判事件,原因之一是使人们效忠将亡的明朝,对抗外族的入侵政权;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削发 象徵的是自身文化尊严的被剥夺,这对民众来说是相对重要的.削发令的执行可说使得各地的低抗大爆发,但对满清政府而言这可能是件好事,可以藉此机会一次弭 平反抗的思潮与动帘卷西风乱.
在早期削发案件中,蓄辫一直不是满人强制施行的目标,因为削光前额的头发显然比蓄辫包含更大的耻辱.最为普遍接受的解释是,损伤受之於父母的头发是一种相 当严重的亵渎;另一个解释则是在於削发在历史上与惩罚与耻辱的关联(在古代剃发,纹面,残肢皆为对罪犯的惩罚及羞辱),还有一种说法是可能由削发而使人联 想到阉割.那为什麼叫魂案中的「剪辫」会使得叫魂案引发如此大的震撼 原因可能是当大家都已渐渐接受削光前额的头发,要向当局提出关於头发此一象徵意义的挑战,唯一的做法就是剪去人的发辫.另外我们可以解释何以人们对於割辫 的妖党术士有那麼深的敌意和恐惧,因为由於这些妖人的剪辫行为,可能将自己推进一个被满门抄斩的极端危险境地.
二 叫魂事件概述
(一)一些叫魂的案例—依地区区分
(1)江南发生的案例
①浙江省德清县
农民沈士良要求石匠吴东明将符咒置於木桩上打入水中,以窃取生人精气,而德清人计兆美又指控吴石匠窃人精气,以将木桩打入水中.
②浙江省萧山县
四名和尚被控剪人发辫,并於巨成的行李中发现一缕头发.四人遭收押.
③江苏省苏州府
乞丐丘永年等三人遭十岁男童顾正男控告剪人发辫,其中张姓乞丐死於牢中,其他两人获释.
④江苏省胥口镇
来自湖州府法云庵的净庄和尚及同行七人遭渔夫张子法指控剪人发辫,姚姓船夫被打成重伤,於侦讯后获释.
(2)山东,直隶发生的案例
①山东省邹县
乞丐蔡廷章供称与和尚通元等人同行,并於途中剪人发辫.
②山东省章丘县
乞丐靳贯子路遇算命先生张四儒,张告诉靳有和尚玉石通割人发辫之法术,并邀请靳入夥.靳贯子随后因剪李狗儿发辫被捕,张四儒脱逃.
③直隶省
韩沛宣称拜明远和尚为师,并在泰安县剪人发辫时被捕.
④直隶省东昌府
李绍舜宣称被江南术士刘秃子逼迫剪人发辫,刘秃子在路途上热死.
(3)山西, 陜西发生的案例
①陜西省
三人报案遭剪辫,其中两人为兵丁,一人为学童,调查后发觉一切皆为谎报.
②运河上
王姓乞婆遭控剪人衣角,同夥李婆子也被捕.最后张乞婆死於狱中.
(二)叫魂案例的终结
1768年九月至十月,在大学士刘统勋的劝说下,弘历停止了对叫魂案的积极查办态度:虽然弘历口头上仍坚持负责官半夜凉初透员需认真查办,但同时也严厉质疑各疑犯供 词的可信度,要求各官半夜凉初透员在不得使用刑求的情况下认真办案.同时,再军机大臣审理完上述等疑犯后,由大学士傅恒负责审理并处刑.结果,除了病死或其他原因死 去的疑犯之外,其余疑犯全部获得平反,而原负责叫魂案的一些官半夜凉初透员及一些原告,则被处以或大或小的处罚.
(三)民间对叫魂事件的态度
(1)民间的信仰及习俗
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看法是,在一个活人的身上同时存在著代表精神之灵的「魂」以及代表躯体之灵的「魄」.当一个人的魂与魄分离之时,他也许会昏迷,生病, 甚至死亡;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此民间会有所谓的招魂或是离魂仪式,前者让失去的魂得所归宿,后者让离魂者得以见死去的亲人等.但是,一旦分离魂与 魄的仪式被用在不正当的用途,无可避免的恐惧就会产生.
另外一个看法是,当建房屋时,木匠或是石匠可以用一些邪法来诅咒住的人家,例如在房屋中央藏牛骨等等,因此在无形中,工匠也跟妖术邪法扯上了关系.当然,也因此,民间研发了许多辟邪的方法,例如剪掉自己的辫子沾上雄黄艾草等,民间相信这样做会有避免妖术侵袭的效果.
(2)僧道所扮演的尴尬角色
对於民众而言,僧道在社区里面扮演著沟通生者与死者的角色;也就是说,僧道拥有一种不可知的,会引起民众恐惧的特质.这一点对於外地来的僧道来说,由於他 们无根无底,又口音歧异,往往会造成当地民众的怀疑,甚至於仇恨.「死亡的污染」也是另外一个僧道成为一般老百姓既尊敬又害怕对象的原因之一;由於时常接 触死亡,僧道往往成为传染「死亡所造成的瘴气或疠气」等的第一手对象,这也直接的促成了民众对於僧道的暧昧态度.
(3)妖术事件造成的社会现实
妖术事件最后成为了民众实现权力的一种方法.每个人都可以以剪人发辫为理由控告他人,无论贵贱或是亲疏.利用民众的恐惧心理使每个人都拥有极大的权利,而官府甚至皇帝只能单纯的成为加害者以及被害者.
这种「受困社会」为反常的权力搅扰…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於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处境或打击自己的敌人.
(四)官僚及知识份子对叫魂事件的态度
消极态度造成的影响
对於叫魂一案,地方政府起初皆采取较为消极的方式,也就是能就地宣判就当地宣判,并不上报知会知县或是巡辅,总督;但是在民众的压力之下,纸终究包不住 火,隐瞒案情的官半夜凉初透员被惩处,已结案的案子又被重提;此时弘历也渐渐发觉了事态的严重,不断的对巡抚,总督层级的官半夜凉初透员们施加压力,於是,官半夜凉初透员的态度渐渐转趋 积极.
积极态度造成的影响
由於弘历强硬的态度以及一般民众不安的情绪,各省级官半夜凉初透员不得不使用各种方法找出疑犯以及幕后的妖党—并且是在弘历所谓不得刑求的要求下.但是事实上,为了 不受到弘历朱批中的严词谴责,各官半夜凉初透员们还是找(更应该说是逼供)到了许多疑犯,避免自己的仕宦生涯遭到不测.但是即使这麼做并没有减低弘历的恐惧,因为背 后的妖党主使一人都没有抓到;而且雪球越滚越大的结果,民众对於妖术的恐慌已经无法停止,使得行政层级必须承认叫魂案的存在性,而不是所谓的无稽之谈.到 事件结束之间,官半夜凉初透员能做的,除了积极寻找妖党下落之外,还必须面对弘历前后反覆不一的态度,以及稍微 ** 就可能会暴有暗香盈袖乱的人民.
(五)弘历对叫魂事件的态度
对於妖术的定义界定以及神授君权地位的动摇
叫魂案对於弘历而言,不啻是对於无论在政治上或是神授性质上,君权地位的动摇,甚至可动摇一个大帝国的根基.
①对於君授神权的否定
无论是中国的哪个朝代,其统治者必然得表示其因上天赐与其之正当权利而得以一统天下(即所谓天子的概念),因此国君以及其正式的祭祀团队成为公认且唯一能 与鬼神进行交流的一个小团体.但是由於民间也有自己的信仰,各皇族也不得不开放一狭小的正当空间让民间祭祀得以顺利进行.但是一旦这个平衡关系被打破,接 踵而来的将会是神权地位的动摇,这也是弘历为何
满汉种族差异,甚至剃发令的否定
放远来看,弘历担心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神权问题,否则他大可以下令全国清查度牒或是僧职.另外一个潜藏的危机是在满汉习俗的认可上.满族自从入关后,同时并 用高压及怀柔的手段箝制民众的反异族意识,但到了乾隆年间,旗人不断的腐化,使得满族的传统慢慢的式微;同时发生的叫魂案,剪辫的行为不得不让人想起满汉 传统的不同,更甚者可能引起因民族意识而产生的叛乱;因此,弘历一直不引用任何有关辫子的法条来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他深知民众体会到统治者是异族之后的下 场可能会难以收拾.
暴有暗香盈袖动及谋反
同时,在北京西北两百里处的保安州,一个邪教徒供称孙嘉谋「造作逆词」,意欲重兴邪教.省按察使亲自前往调查.弘历立刻警觉起来发密旨令将所有案犯绕过省 法庭,直接解往承德审讯.在弘历的眼中,这个邪教的案件无形中与剪辫案扯上了关系,於是弘历就有了一个理由来清剿妖党:谋反.直到事件终结之前,弘历虽未 表明剪辫案真正该依据哪条法律解决,但是由朱批中的「蛊惑民众」「邪党妖人」可以看出:他某方面承认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加入谋反的成分在这些人 身上;但是这两件事情也隐瞒了满汉冲突的事实.
对於暴有暗香盈袖民及谋反的恐惧所产生的反应
「阅.东省办理虽有过当之处,不怪汝者.以既命严缉又罪过当,则外吏将何适从.然栽赃行球又非正道」…弘历知道,要维持朝廷的尊严,就只能坚持阴谋确实存在,并对清剿不力的官半夜凉初透员予以惩罚.但另一方面,做为一种妥协,他也不能不对那些滥刑无辜以求假供的官半夜凉初透员进行弹瑞脑消金兽劾.
很明显的,弘历并不是不知道实情是非常可笑的,但是由於恐惧而开始的清剿已经让他下不了台阶,在个人以及整个国家政府机关的尊严下,他不得不坚持有阴谋存 在的这个事实,并且继续对属下的官半夜凉初透员施加压力.这样的动作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在乾隆年前的政治势力被划分成两大区块:君权以及行政权.而君权完全凌驾了整 个行政权,虽然表面上仍然是盛世,可是无形中乾隆因严饬部下,弱化了官僚与统治者间的联系,也对之后中国由盛转衰埋下了一颗种子.
对於属下官署的态度
除了严饬部下之外,弘历也要求重申所谓的官半夜凉初透场规范,举例而言,妖术大师玉石据说躲在安徽宿州.江苏巡抚彰宝抱歉地奏道,因为宿州不在江苏,超出其管辖范 围,因此他对越出省境的缉捕颇觉踌躇.弘历指斥说,即使在追缉普通罪犯时,官半夜凉初透员们亦不妨越境会协邻省缉拿.若此等匪魁潜匿他境,「岂可尚存畛域之见,是同 膜外」,以省界为藉口而逃避责任呢 於是身在官半夜凉初透场应负的责任变成了弘历驾驭属下的一条缰绳;另一条缰绳则是所谓的庭斥,不利用行政责任或律法,直接使用君王统治权来制裁属下官半夜凉初透员.这种制裁的 大小完全由弘历一人决定,也因此可以给属下极大的恐惧以及制裁力.政治罪将官僚生涯中整洁有序的后院置於专人比黄花瘦制权力的的严厉狂暴之下,这就是为什麼当叫魂案 发生时,是君主的问题而非官僚的问题.
三 叫魂事件原因
(一)开端
叫魂事件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案例,所牵涉的层面很复杂,而此事件会引起这样轩然大波,也有其深层的原因与理由,而非单纯的因为中国百姓的民智不足所导致的.叫魂事件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三项:
民众对於古老迷信的恐惧
中国人对於魂魄之事的信仰,认为人的灵魂是由"魂","魄",所组成,而灵魂的存在正是人能活著的原因.中国人相信,灵魂是既可以透过自愿的方式,又可以 经由非自愿的手段而与躯体分离的.由於不愿失去至亲或朋友,加上以讹传讹的夺魂事件,使得一般民众对於灵魂无故被夺,有莫大的恐惧.
然而,人们会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失去灵魂的说法更令人担忧.除了"惊恐"或其他的创伤有可能刺激魂脱离躯壳外,魂实际上还可能会被其他人或某种超自然力量偷走.
基於这种信念,加上中国传统乡镇的群居方式,每个地方的人口音和装扮皆会有所不同,很容易分辨出谁是外来者.基於对叫魂的恐惧,人们有足够理由害怕来路不明的异乡人.而像乞丐或游方和尚这些居无定所,四处乞讨的人,正是民众所怀疑的目标.
而有人更利用叫魂事件,作为陷害别人的一种手法,例如污陷某人为夺魂术士,使其被当作犯人抓起来.这种案例不胜枚举,而这种情形,更扰乱了后来的清剿行 动.很多叫魂事件,其实是某些人因为自身的利益,而污告别人所产生的,嫌疑犯其实是被害者.而这些被当作嫌犯抓起来的人,后来又因为官半夜凉初透员的逼供(为了满足 弘历想听到的答案)下,被迫说出和事实不符的供词,扰乱了对叫魂案情本的侦查.
弘历对叫魂的看法
毫无疑问的,弘历并不相信所谓魂魄被夺走的这种民间传说,那为何他会对这件事情有如此大的反应,还有为何他把这件事情看的如此严重呢
在夺走别人灵魂的方法里,有种是取得被夺魂者的头发,加以施法. 剪割发辫和衣襟成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使得一个人的命运可以被一个根本不认识的破生人所左右.即便面对一个不认识的人,`数是也能透过妖术,使得那人无 生命的排泄物和衣物之类的东西著上魔法.这样的看法,自然加深了人们对於陌生人所怀有的恐惧.
对割辫一事弘历感到相当的不安,以一个异族的身分统治著庞大数量的汉人,弘历所担心的,是有人想藉叫魂之名,来实行造反之实.因为"剪辫"这件事的敏感 性,使弘历对叫魂事件有著不同於其他人的看法,他认为主谋并不是在於'夺魂"如此单纯,而是希望藉由"剪辫",来达到集合天下汉人,推翻满清王朝的目的.
即使有此顾虑,弘历却不愿大肆向全国宣布禁止此事.他担心的是一但风行雷厉的大举清剿,会造成全国各地的恐慌和反弹,这时便会被有心人士趁虚而入.因此, 弘历不断催促底下的官半夜凉初透员把真莫道不消魂相查明,尽快抓到主谋.且对於官半夜凉初透场制度甚为了解的弘历,特别吩咐底下官半夜凉初透员不得用刑逼供.在查明真莫道不消魂相和不得用刑的矛盾下,中间官 员的苦恼也可想而知了.
毫无疑问.在整个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自终就是皇帝本人.透过他在各地呈递来的奏章以及军机大臣们起草的上谕的朱批清楚的表现出来.对官半夜凉初透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办案的速度和强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半夜凉初透员们则刻薄训斥——所有这一切都是弘历个人的杰作.
官半夜凉初透员们的做法
官半夜凉初透员本身对於叫魂这事件并不感到这麼严重,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些 ** 所搞出来的东西罢了,但弘历的态度迫使他们不得不认真看待这件事情.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官 位著想,尽管弘历已经交代不可严刑逼问,有些官半夜凉初透员还是选择了用拷打用刑的方式,逼那些无辜的人(被陷害或是被误会)说出好交差的供词,而这些供词传到弘历 耳里,更使得弘历确信有某个意图谋反的幕后黑手,而这幕后黑手却一值都无法找到(因为根本无此人).
失望的弘历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叫魂案遍布各地,但是妖党的核心却不断地从一省转移到另一省.他们从江苏北移到山东,直隶和热河之后,现在现来显然正西行到山西,陜西和长江中游地区.他们的踪迹从一省消失后,又从另一省贸出来.
由於官半夜凉初透员的逼供,和民间本身的误报或诬告,使得案情更加扑朔迷离,也让弘历的不安逐渐增加.
(二)结论
叫魂案的原因大致是以上三点,而这三点是互相牵制影响的,弘历对民众谋反的恐惧,官半夜凉初透员对弘历施加压力的反应,有心民众利用叫魂案所作的恶意诬告,使得原本单纯的小事,变成一件震惊朝廷高层的事件.也充分的展现出,即使身处盛世,仍害怕被谋反推翻的异族统治者的情绪.
__仰望着天空，婉转低吟一曲：爱情的沙 漠......舞动着真诚热情......装点这荒凉的世界......藕挥袖转身绝尘而去......一道美的令人绝望的彩虹......在这片死亡之 地上迟迟不肯散去......
